1949年1月9日晚上，解放军打到了第72军军部附近。第72军副军长谭心决定投降，对部下说：“这个仗是打不下去了，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。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拼什么？和共军联系，不打了。”
咱们把目光聚焦到淮海战役的战场上。在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中，国民党5个兵团、22个军被彻底消灭。在这个泥潭里，国军高级将领们上演了一出出堪比黑色幽默的“逃生大戏”，生动诠释了什么叫作“兵败如山倒”。
徐州剿总的那些高官们，跑路的方式简直五花八门，让人看了既觉得好笑，又感到一种深深的历史悲凉。你看那位总司令刘峙，身为最高指挥官，在战局最吃紧的时候，早早就找借口跑到蚌埠去了。底下的人在拼命，最高长官却先溜了，这仗还怎么打？蒋介石气得将他撤职，这位曾经的“福将”最后只能黯然逃往印度尼西亚。
真正留在徐州前线擦屁股的是副司令杜聿明。到了1949年1月9日那个冰天雪地的夜晚，也就是谭心决定投降的同一个晚上，杜聿明也撑不住了。这位平日里威风凛凛的中将，无奈之下剃掉了标志性的小胡子，换上一身普通士兵的破棉袄，带着几个随从悄悄摸出村子。堂堂大军统帅，最后只能像惊弓之鸟一样钻进壕沟里躲藏，结果在安徽萧县张老庄村被解放军逮个正着。
杜聿明的被俘还保留了一丝悲壮，可有些将领的逃跑路线，简直能写成一部荒诞剧。 比如第16兵团司令孙元良，这位老兄可是出了名的“逃跑将军”。他的部队被打散后，他干脆连长官的体面都不要了。先是化装成中尉副官混在溃兵里，眼看手下官兵又饿又累主动向解放军投降，孙元良竟然急中生智，钻进路边农舍的床底下死死趴着，硬是躲过了搜查。后来他又找了套农民的衣裳，灰头土脸地在乡下转悠了十二天，最后逃回了南京。这种毫无底线的求生欲，哪里还有半点军人的骨气？
还有第13兵团的李弥，逃跑技术更是别出心裁。他先是丢下大部队，装成伤兵一路要饭，后来为了混过检查站，这位中将司令竟然把自己塞进一个装军粮的麻袋里，像件货物一样被运到了青岛。这哪里是在打仗，分明是一群失去了灵魂的躯壳在苟延残喘。
当然，战场上也不乏极端的顽固派。第7兵团司令黄百韬在穷途末路时，听着四面八方的枪炮声，拔出手枪选择了自我了断；第64军军长刘镇湘更是执拗，他打开皮箱，换上崭新的国民党将军大礼服，挂满勋章，想要来个体面的“战死沙场”，结果还是乖乖做了俘虏。
但更多的将领，在生与死的边缘，突然看透了这场战争的本质。
第85军军长吴绍周的经历就极具戏剧性。他本来坐着坦克跟在黄维和胡琏后面逃跑，结果到了河边，浮桥被前面的坦克压塌了。吴绍周坐在铁壳子里左思右想，突然顿悟了。他带着副官钻出坦克，舒舒服服地坐在路边玉皇庙的门槛上。干嘛呢？等解放军来抓他。这一等就是四个小时，好不容易盼来了解放军的搜索部队，吴绍周赶紧迎上去交出武器，自报家门，简直是“如愿以偿”地当了俘虏。
第18军军长杨伯涛更惨，突围的时候一咬牙跳进冰冷刺骨的河水里想自尽。可是12月的河水实在太凉了，他在水里扑腾了几下，冻得实在受不了，求生的本能战胜了所谓的“愚忠”，他又哆哆嗦嗦地爬回了岸上。
这些战场上的荒诞细节，其实都在佐证谭心那句掏心窝子的话：“大家都是中国人，拼什么？” 国民党的官兵们打了这么多年仗，抗日的时候那是为了保家卫国，流血牺牲没得说。可现在呢？枪口对准的是自己的同胞。老百姓不帮你，连你自己的士兵都不知道为何而战。吴绍周、杨伯涛这些人被俘后，在解放军的教导队里不但没有受到虐待，反而受到了优待。他们甚至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，帮解放军编写了《美军战术之研究》，后来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发挥了大作用。当他们真正融入人民的阵营，才找到了作为一名军人真正的价值所在。
咱们再把视野拉宽一点，看看同一时期的北平。
淮海战役的炮声刚停，北平城内已经是黑云压城。傅作义手里攥着25万大军，同样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。蒋介石天天发电报催他南撤，手底下的将领也是吵成一锅粥。有人想打，有人想降。
在这个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，安春山、朱大纯、李士林、黄翔这四位军长站了出来。他们顶住了军内主战派的压力，坚定地支持傅作义与共产党和谈。在一次秘密会议上，面对争吵不休的部下，傅作义拍案而起：“我们手中的枪，是保家卫国的，决不能用来互相残杀！大势已去，继续抵抗只会徒增伤亡。”
这番话，和谭心在战场上的那句“不打了”何其相似！只不过，傅作义的抉择拯救了北平这座千年古都免遭战火洗礼，让两百万老百姓保全了身家性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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